1949年5月6日由贵州葫市镇寄到贵阳的一封信。二百枚一万元的邮票无论如何是不能贴到一只普通信封上的，只好倒过来，将信封贴到邮票上。不料，信到了惠水，又加贴了四枚面值一万元的邮票，四十枚面值二百元的邮票。邮票总计面值二百零四万八千元，共二百四十四枚，只好叠成一沓或卷成一卷。

1949年6月12日由重庆寄到贵阳的另一封信。共贴邮票48枚，面值2160万元。信封只好又贴在邮票上了。同时，信封上还注明：“请于投递时，向收件人补收邮费100万元。”还好，要是再补贴邮票，不知还要贴上多大一卷呢！

此等违背常规常理的奇闻出现，自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

中华邮政自1915年开始，已经扭亏为盈。虽说此后时有波动，但总体来说，抗战以前，邮政亏损不多，邮政资费比较稳定，国内平信一直保持在每封收法币5分。“七七事变”之后，邮政遭重创：主要大城市、主要铁路线和沿海内河航线都沦入敌手；在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中华邮政则受到物价上涨的拖累。为减少亏损，邮政当局竭力设法补救，包括四次调整邮资，一封平信由法币8分增加到2元，但亏损的局面并未改变。从1941到1944年，共亏损法币9亿多元。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为粉饰太平，打肿脸充胖子，于1946年底发动了一场“改良邮政运动”。主要围绕“快、安全、普遍、服务”做文章，不计成本，不考虑自身承受能力。比如，为了强调快，只要飞机有吨位，交平信邮资也可以走航空；为了强调方便，设立汽车和三轮车行动邮局、乡镇集期巡回邮局、星期日和假日邮局、通宵邮局等。客观地说，“改良”后，人们用邮是方便了，但与邮政自身的经营状况不协调，势难持久。

当时，国民党政权在风雨飘摇中做垂死挣扎。国库空虚，又发动反人民的内战，使军费急剧上升。于是，大量印发钞票成了唯一的手段，其结果自然是物价狂涨，而邮资尾随其后，一增再增。1946年底，中华邮政哀叹，战前平信邮资可购信封5个，而现在平信邮资涨到100元还买不到1个信封。1948年7月，国民党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开始时搞限价，实际邮资低于战前——战前平信一封收费法币五分，而一石白米为法币10元，比值为一比两千；改金圆券后，平信邮资为五厘，一石白米为20元，比值为一比四千。

1948年11月开放限价，物价如脱缰野马，邮资则难望其项背，邮政经济进一步陷入困境。

为此，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允许邮政定期提高资费，从1949年2月21日起，每月1日、11日、21日调整邮资，并列出了计算公式。3月25日，国民党立法院又修改邮资计算办法。这样，从改发金圆券到南京解放前夕，邮资七次调整，一封平信仅4个月就由金圆券一角调到15万元（合法币45亿元）。以后，平信邮资由20万元、300万元增至2000万元——真正的天价！

邮资的不断调整，给中华邮政带来的是更大的困扰。计算方法麻烦不说，要挂钩的物价早晚都不一样，等按公式求出新价，调整方案还没有批下来，物价又涨了。即使是现代化的邮票印刷机，也赶不上物价飞涨和货币贬值的速度：有时邮票刚刚印完，就要加字改值，如此大费周章，常令邮政工作人员捉襟见肘。无论印制新票还是旧票改值，都供不应求。尤其尴尬的是，赶印出来的万元面值的邮票愣不够寄封平信，因此越贴越多。而一封平信限重20克，邮票贴够了，信也超重了，还要再贴票，难怪信封要贴在邮票上。而邮票遭此前所未有的厄运，使精明人发现买邮票比买白纸还便宜，于是，大批购买整版邮票用来糊墙！

邮政是社会的基础设施，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晴雨表。倒行逆施，本末倒置，信封愣是贴到了邮票上，那国民党政权不垮台，不仅百姓不允，大概连老天也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