砚之为用，源远流长。砚身虽小，对个人而言是生计所系，于大处讲却可视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与传播者。据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陶砚早在汉代即已出现，随着东汉末年瓷器的面世，三国时已渐臻成熟，瓷砚也就应运而生了，它的出现改变了以往陶砚烧造温度低、质地粗松、吸水性强、墨汁不易久留之弊病。到明清两代，科举制的勃兴，使大批读书人研墨苦读，质地坚固的瓷砚需量大增，以景德镇为中心的制瓷业生产了大量的瓷砚，尤以青花瓷砚居多。斗转星移，沧海桑田，虽说随着科技的发展，砚的实用功能早已退居其次，今天的人们更多的是关注它自身的历史价值和观赏价值。

　　此砚高4.5厘米，口径16厘米，砚呈圆形，面无釉，砚池较宽，施白釉，池内有青花楷书款“同治庚午年在花月金主”，鼓腹，腹部对称二扇形开光，内各绘一官员伏案作沉思状，案头文具杂陈，案旁凳几在堂，几上荷开嫣然，人物背后有云海旭日大画屏，旁饰布幔，环境颇堂皇。然而令人捧腹的是二画中，衣冠俨然的官老爷案底转角处却独独赤裸一足，此亦引人联想，是否亦暗示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的训勉?砚腹另有对称文辞“孔孟文池”、“正定治国”，从中清晰地折射出儒生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憧憬与向往。砚底高圈足，底款沿圈足书青花“皇清同治九年四月贰拾壹造”，并在砚底中心书一“日”字，旁环绕“福、禄、寿、喜、财”五字，青花发色纯正。整个瓷砚图文并茂，可赏可读，内涵颇丰。

　　考同治九年为1870年，距今已138年，它的诞生之际大清国运业已风雨飘摇，此后的一百年间，战火、内乱、天灾竞相环迭，仅史无前例的“砸烂孔家店”运动就有过二次，其间尤以后一次横扫神州大地最为惨烈，想来“孔孟文池”尤其难逃砸烂之例，而这方看来毫无避祸能力的瓷砚，居然都一一躲过了，挟带着历史的烟云，毫发无损地流传至今，怎能不让人格外地珍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