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记者姚伟文图

　　大约在而立之年，张伯驹爱上了收藏古字画。现在看，他的所作所为功德无量，但在当时，他却是历经艰辛，倍感压力。

　　张伯驹曾写道：“予生逢离乱，恨少读书，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犹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

　　“人或有訾笑焉”，寥寥数字，看似轻描淡写，但置身其中，才能感受到这句话的沉重和酸楚。

　　为了收藏古字画，他时常一掷千金，张家虽是巨万富豪，也搁不住这样的用度。久而久之，家里积蓄无多，而重要的古字画仍不时现身江湖，张伯驹志在必得，就不惜变卖家产、宅院，不惜大量借钱，不惜倾家荡产。张镇芳1933年去世，张伯驹成了一家之主，可以自由支配财产。但当他拿一所大宅院换来一张轻飘飘的字画时，曾对他寄予厚望的母亲免不了唠叨、抱怨。家族之中，更有人斥责他为“败家子”。过去项城甚至有种说法，认为是“民国四公子”中的袁克文、张伯驹败坏了项城的风水。其实，从袁世凯企图称帝那一刻起，中国政坛的项城势力，已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与张伯驹、袁克文何干？如今看来，袁克文性情潇洒，多才多艺，是项城的风光；张伯驹视钱财为身外之物，视权力为无物，罄尽家财为国藏宝，更是项城人的骄傲。

　　除了家族的压力，让张伯驹更痛苦的，是有时不得不眼看着国宝流失国外。他后来回忆说，“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这份心情，只能用“悲壮”形容。

　　为了留住一件国宝，他时常要费尽心力，历尽艰辛，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在他的收藏生涯中，最复杂曲折的经历，是收藏《平复帖》。

　　陆机墨迹成稀世之宝

　　1934年前后，在湖北一次赈灾书画展上，张伯驹第一次看到《平复帖》，当时其主人是溥儒。此人是道光皇帝曾孙、恭亲王的孙子，家中收藏名书名画很多，有韩愈的《番马图》、怀素的《苦笋帖》、鲁公（颜真卿）的《告身》、温日观的《蒲桃》，等等，最重要的，则是《平复帖》——年代最早的传世墨迹。

　　1936年，有朋友给身在上海的张伯驹传信，说溥儒所藏唐代韩干的名画《照夜白图》被古董商买去，准备卖往国外。张伯驹大惊，赶忙给当时主政北平的宋哲元将军写信，希望他过问此事，不要使其流出国内。但宋哲元接到他的信时，画已被转卖到英国。

　　张伯驹担心《平复帖》重蹈覆辙，急忙托朋友到溥儒家商量，希望不要让该帖再流出国境，并表示自己愿意出价收藏。但溥儒表示自己当时“不差钱”，如果实在要买，拿20万大洋过来。当时张伯驹根本拿不出20万大洋，只好暂时放弃。

　　《平复帖》到底是什么？开价20万大洋，令张伯驹也望而却步？

　　说起来，该帖不大，长23．8厘米，宽20．5厘米，上有9行85字。巴掌大的一张纸，为什么那么珍贵？

　　这首先要从它的作者陆机说起。说起此人，大家都不陌生，他的祖父陆逊，就是策划智取荆州、指挥火烧刘备连营700里的东吴名将。他本人被誉为“太康之英”，是西晋太康、元康年间最有声誉的文学家，为文讲求音律谐美，讲求对偶，是骈文的奠基者。其代表作《文赋》是中国第一篇系统的创作论，对后世文学理论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平复帖》本是陆机写给朋友的信件，信中谈到另一位友人的病情，有“恐难平复”之句，故被后人尊为《平复帖》。一位喜欢书法的朋友告诉我，历史上不少书法名作，都是偶然写就。大约在无意之间，作者更能挥洒自如，“佳作天成”。陆机的这个作品，使用秃笔书写，笔法质朴老健，笔画盘丝屈铁，结体茂密自然，富有天趣，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后人赞其“秃笔蘸墨，抒发痛楚之情，其用墨确实是神乎其技，冠绝古今”。

　　《平复帖》的价值，更在于它在中国书法史上的珍稀性和独特性，它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书法真迹，被尊为“中华第一帖”。据《宣和书谱》记载，《平复帖》作于晋武帝咸宁初年，即公元275年，比《兰亭序》的书写时间早79年。而且该帖是真迹，若与留传下来的《兰亭序》唐朝摹本相比，则早360年以上。其珍稀性无与伦比。正如明人董其昌题跋所云：“右军以前，元常以后，惟存此数行，为希代宝。”在中国书法的演变过程中，《平复帖》也有着重要的地位。中国书体的演变，大约经过篆书、隶书、章草、楷书、今草（楷书与今草处并列地位）、行书几个阶段，《平复帖》介于章草与今草之间，是两者过渡时期的典范之作。章草到今草的转变，曾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唯有陆机的这篇墨迹有幸流传至今，成为这一转变的重要见证。

　　《平复帖》曾为宋徽宗收藏，有宋徽宗六字瘦金体题签及宣和诸玺。此后多次转手，清朝时成为雍正孝圣宪皇后的嫁妆，孝圣宪皇后临死前，将其赏赐给其子成亲王，后成亲王曾孙载治去世时，其诸子皆幼，恭亲王被指派为监护人。大约在此时，恭亲王乘机将《平复帖》据为己有，后来就传给了他的孙子溥儒。

　　上世纪30年代中期，溥儒收藏的《平复帖》现身江湖，顿时举世惊羡。

　　溥儒的朋友，著名学者、书法家傅增湘评其为“自六朝以来，传世绝罕”，“二千年来孤行天壤间，此洵旷代之奇珍，非仅墨林之瑰宝也”。

　　眼力过人的张伯驹也认为，“无论从《平复帖》作者陆机这位文学家的作品和书法成就来说，还是从史学和关于造纸、笔、墨等的考古学方面来说，它都是稀世之珍”。

　　韩干的《照夜白图》流落国外后，《平复帖》的命运引起很多人的忧虑，张伯驹能把它留在国内吗？

　　4万大洋“歉疚价”

　　《平复帖》的主人溥儒，也不是等闲人物。他字心畲，号旧王孙、西山逸士，自幼饱读经书，诗文书画皆秀逸出众，青年时代留学德国八年，获生物、天文两博士学位。归国后隐居北京西山，不问时事，潜心丹青，他的山水画宗法宋元，以淡雅见长，画面充满和谐静谧之气。1926年，他在北京首次举办个人画展，一鸣惊人，画名大著。后与张大千齐名，并称“南张北溥”。他的画极抢手，一生不知挣了多少钱财，但他平生魏晋风度，从来不拿钱财当回事。

　　当时溥儒的开支极大，他全家二三十口坐吃山空，仅凭他教书卖画养活一家人。所以每有大事，就得卖些家藏的古董字画筹钱。

　　1936年，张伯驹托人上门求让《平复帖》，这时溥儒“不差钱”，所以开出20万大洋的价码，以吓退张伯驹。但张伯驹也自有打算，20万他是拿不出来，“不过我也是备下一案，以免此件流出国外”。后来张伯驹这样写道。

　　第二年，张伯驹又托溥儒的画坛挚友张大千致意，表示愿意以6万大洋收藏《平复帖》，但溥儒仍执意要20万大洋，这事再次搁下。这年春节前，溥儒母亲去世，需大笔的钱。幸运的是，张伯驹此时正在北京，经傅增湘先生从中斡旋，双方商定了4万大洋的价码。

　　此时，瞩目《平复帖》的绝不仅仅张伯驹一人，有个白姓书画商欲将此帖转卖给日本人，出价20万。另外，不少晚清遗老致信溥儒，试图劝说他不要转让《平复帖》，他们建议将丧事从简，或者只是将《平复帖》抵押。

　　面对这些阻碍，傅增湘极力斡旋，说服众人。而对《照夜白图》流落国外，溥儒也常有覆水难收的歉疚，虽然先后两次没能与张伯驹谈妥，但私下多次表示：“我邦家之光已去，此帖由张丛碧

　　（张伯驹号丛碧）藏也好。”他回绝了出高价的画商，决意转让给张伯驹。《平复帖》最终易手。张伯驹对此大为快意，他写道：“在昔欲阻《照夜白图》出国而未能，此则终了宿愿，亦吾生之一大事。”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拥有《平复帖》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拥有《平复帖》后，张伯驹“蛰居四年，深居简出，保护此帖……经过多少跋涉、离乱，我都如性命一样地宝藏此帖”。

　　但4年后，张伯驹遭人绑架，绑匪勒索300万，包括《平复帖》在内的收藏字画面临考验。

　　宁死不卖古字画

　　1941年，张伯驹前往上海，出任盐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他本来对银行业务毫无兴趣，名义上是盐业银行的总稽核，实际上只挂名不干事。因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多次要求，才勉为其难来到上海，不过仍是挂个名，将银行事务都委托给了两位能干的部下。

　　几个月后的一天，张伯驹去外滩码头接朋友，刚出里弄口，突然有三个人冲过来绑架了他。

　　绑匪向张家狮子大开口，索要300万（伪币），否则撕票。

　　这时候，张家的钱财基本上都变成了古字画。张伯驹搞收藏跟别人不同，他是只进不出，收藏的都是珍品，一旦到手，决不出卖赚钱。如此一来，家里越来越空，根本拿不出那么多赎金。而绑匪的后台是汪伪76号总部，这样的事警察是绝对不会过问的。出于种种考虑，银行方面也拒绝帮忙。

　　万般无奈的潘素设法与绑匪沟通，得到看望丈夫的机会。张伯驹悄悄告诉潘素，家里那些字画千万不能动，尤其是那幅《平复帖》，“那是我的命。我死了不要紧，那字画要留下来。如果卖掉字画换钱来赎我，这样的话我不出去”。

　　就这样，双方僵持着。张伯驹的朋友孙曜东从中斡旋，绑匪没有撕票，却也不想放走张伯驹。一直到八个月后，绑匪看实在要不来那么多，就答应降价，勒索20根金条。张家设法凑足20根金条，张伯驹才得以脱离苦海。

　　张伯驹很快离开上海，取道江苏、河南，来到陕西西安，将年幼的女儿托给友人照管。然后回北平，悄悄运送古字画到西安。

　　项城市博物馆中复制的《平复帖》展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