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发生后，英美等国立刻向当时黎元洪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黎元洪政府在最短时间内解救人质。

    黎元洪急电当时山东督军田中玉，令他全权代表政府，对孙美瑶进行围剿。田中玉派军队前往枣庄剿匪，孙美瑶把外国人质推向前，为保障人质安全，北洋军不敢贸然开枪，孙美瑶趁机提出三项谈判条件:北洋军阀不得再派军队前来清剿；必须担负他们一年的军饷；以那些被扣压的外国人当作抵押品。孙美瑶提出条件时，口气相当强硬。“临城劫车案”发生后，英美等国多次要求黎元洪政府，不惜一切代价保证人质安全。北洋政府担心处理不好，在国际上造成不良影响，便答应同孙美瑶进行谈判。因为孙美瑶手中握有外国人质，谈判自然占了上风，最后，双方达成协议，由当时在上海经营广告业的美国商人卡尔·克劳做中间人，负责双方的沟通与联系。

    协议达成后的第三天，克劳和他的助手麦根，以美国红十字会及美国商会代表的名义来到临城，给被扣押的旅客送来食品和衣服，同时，还为旅客带来他们的信件，旅客如果要投寄信件，也由克劳代劳，这些信件装在一个木箱子里，箱子上面用英文写着“土匪邮政”，装有信件的箱子首先被送到临城，交到邮局，再寄往全国各地。

    克劳和麦根有傍晚散步的习惯，由于刚到一个地方，就更想了解这个地方。有一天傍晚，他们到枣庄外闲逛，来到一个小村庄，当他们走进小村庄时，发现有许多店铺，在一家小刻字店，他们停下了，克劳走进店里，看店里摆设的生产样品，觉得它们雕刻得非常逼真、形象，克劳一边看，一边用不太流利的汉语微笑着对老板说:“你的东西，很好，很好！”克劳还发现，就是这样一间小店，除了会刻字，还会印刷，印刷品的质量都非常好，他想到邮寄信件时，如果能有“土匪邮票”，那该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回到住处，克劳和麦根连夜设计邮票，他们找来当时的一些邮票进行参考，经过几次修改，终于绘制了样图。第二天，他们把样图拿到刻字店，要求老板按样图刻出模板。起初，老板不肯刻，他知道这样做是违法的，但克劳一再保证，不会泄密，并且愿出双倍的价钱。老板答应了，立刻刻出了模板，并开始印制，于是，历史上的“土匪邮票”就这样产生了。

    “土匪邮票”共有两种，分为5分和10分的，两种邮票都是木刻的，黑色印刷，长方形，周边无齿，当时，第一次各印了300枚。5分的邮票是麦根设计的，上面有一座小山，代表旅客被扣押的地方“抱犊崮”，邮票的两边分别用中文和英文写有“抱犊崮”的字样，在雕刻时，由于刻字人的疏忽，误将“C”刻成“0”，从而使5分邮票变成了50分票，也就是说，把“5CTS”刻成“50TS”以至成了错票。但是，这种邮票在所用时，仍然当作“5分大洋”，它是用一种红色的纸张印刷的。10分的邮票是由克劳设计的，与5分票不同的是，它的上面没有图案，也没有中文，只有英文。上面写着:“PAO-TAZKVBANDIT”，(意为“抱犊崮土匪邮政”字样)，邮票的周围有花边，它是用一种黄色的纸印刷的。

    克劳把邮票印好以后，便把它们带到被当作人质的旅客中，并且声明，今后无论是谁往外寄信，都必须要加贴这种专用邮票，否则信件寄不出去。有的旅客虽然怀疑有假，但为了信件能够顺利寄出，不得不掏钱购买克劳的“土匪邮票”。

    在孙美瑶那些匪徒中，没有人懂英文，也就不知上面写着什么，因此，没一个人对这些“土匪邮票”产生怀疑，旅客要寄信时，首先得在信封上贴上“土匪邮票”，然后再交给克劳，这种纸片只是克劳私自印的，不是什么有效的邮资凭证，每封寄往外地的信件，克劳都要加贴正式邮票，才交付给邮局。

    克劳和麦根故意将正式邮票和自制的“土匪邮票”并贴，信到邮局时，邮政局的工作人员在两种邮票上都盖了邮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