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币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使用的货币形式，而世界上最早出现的纸币，是中国北宋时期四川成都的“交子”。
中国是世界上使用货币较早的国家。根据文献记载和大量的出土文物考证，我国货币的起源至少已有4000年的历史，从原始贝币到布币、刀币、圜钱、蚁鼻钱以及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流行的方孔钱，中国货币文化的发展可谓源远而流长。到北宋时期，我国出现了纸币——“交子”。
纸币的出现是货币史上的一大进步。钱币界有人认为中国纸币的起源要追溯到汉武帝时的“白鹿皮币”和唐代宪宗时的“飞钱”。汉武帝时期因长年与匈奴作战，国库空虚，为解决财政困难，在铸行“三铢钱”和“白金币”（用银和锡铸成的合金币）的同时，又发行了“白鹿皮币”。所谓“白鹿皮币”，是用宫苑的白鹿皮作为币材，每张一方尺，周边彩绘，每张皮币定值40万钱。由于其价值远远脱离皮币的自身价值，因此“白鹿皮币”只是作为王侯之间贡赠之用，并没有用于流通领域，因此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纸币，只能说是纸币的先驱。“飞钱”出现于唐代中期，当时商人外出经商带上大量铜钱有诸多不便，便先到官方开具一张凭证，上面记载着地方和钱币的数目，之后持凭证去异地提款购货。此凭证即“飞钱”。“飞钱”实质上只是一种汇兑业务，它本身不介入流通，不行使货币的职能，因此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纸币。北宋时期四川成都的“交子”则是真正纸币的开始。
纸币出现在北宋并不是偶然的，它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宋代商品经济发展较快，商品流通中需要更多的货币，而当时铜钱短缺，满足不了流通中的需要量。当时的四川地区通行铁钱，铁钱值低量重，使用极为不便。当时一铜钱抵铁钱十，每千铁钱的重量，大钱25斤，中钱13斤。买一匹布需铁钱两万，重约500斤，要用车载。因此客观上需要轻便的货币，这也是纸币最早出现于四川的主要原因。再者，北宋虽然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但全国货币并不统一，存在着几个货币区，各自为政，互不通用。当时有13路（宋代的行政单位）专用铜钱，4路专用铁钱，陕西、河东则铜铁钱兼用。各个货币区又严禁货币外流，使用纸币正可防止铜铁钱外流。此外，宋朝政府经常受辽、夏、金的攻打，军费和赔款开支很大，也需要发行纸币来弥补财政赤字。种种原因促成了纸币——“交子”的产生。
最初的交子由商人自由发行。北宋初年，四川成都出现了专为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钱保管业务的“交子铺户”。存款人把现金交付给铺户，铺户把存款人存放现金的数额临时填写在用楮纸制作的卷面上，再交还存款人，当存款人提取现金时，每贯付给铺户30文钱的利息，即付3%的保管费。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的楮纸券便谓之“交子”。这时的“交子”，只是一种存款和取款凭据，而非货币。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交子”的使用也越来越广泛，许多商人联合成立专营发行和兑换“交子”的交子铺，并在各地设交子分铺。由于交子铺户恪受信用，随到随取，所印“交子”图案讲究，隐作记号，黑红间错，亲笔押字，他人难以伪造，所以“交子”赢得了很高的信誉。商人之间的大额交易，为了避免铸币搬运的麻烦，直接用随时可变成现钱的“交子”来支付货款的事例也日渐增多。正是在反复进行的流通过程中，“交子”逐渐具备了信用货币的品格。后来交子铺户在经营中发现，只动用部分存款，并不会危及“交子”信誉。于是他们便开始印刷有统一面额和格式的“交子”，作为一种新的流通手段向市场发行。这种“交子”已经是铸币的符号，真正成了纸币。但此时的“交子”尚未取得政府认可，还是民间发行的“私交”。
但并非所有的交子铺户都是守法经营，恪守信用的。有一些惟利是图、贪得无厌的铺户，恶意欺诈，在滥发交子之后闭门不出，停止营业；或者挪用存款，经营他项买卖失败而破产，使所发“交子”无法兑现。这样，当存款者取钱而不能时，便往往激起事端，引发诉讼。于是，景德年间（1004-1007年），益州知州张泳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剔除不法之徒，专由十六户富商经营。至此“交子”的发行始取得政府认可。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设益州交子务，由京朝官一二人担任监官主持交子发行，并“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严格其印制过程。这便是我国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官交子”。它比美国（1692年）、法国（1716年）等西方国家发行纸币要早六七百年，因此也是世界上发行最早的纸币。
“官交子”发行初期，其形制是仿照民间“私交”，加盖本州州印，只是临时填写的金额文字不同，一般是一贯至十贯，并规定了流通的范围。宋仁宗时，一律改为五贯和十贯两种。到宋神宗时，又改为一贯和五百文两种。发行额也有限制，规定分界发行，每界三年（实足二年），以新换旧。首届交子发行1 256 340贯，备本钱360 000贯（以四川的铁钱为钞本），准备金相当于发行量的28%。“交子”的流通范围也基本上限于在四川境内，后来虽在陕西、河东有所流行，但不久就废止了。
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宋朝政府改“交子”为“钱引”，改“交子务”为“钱引务”。除四川、福建、浙江、湖广等地仍沿用“交子”外，其它诸路均改用“钱引”。后四川也于大观三年(1109年)改交子为钱引。“钱引”与“交子”的最大区别，是它以“缗”为单位。“钱引”的纸张、印刷、图画和印鉴都很精良。但“钱引”不置钞本，不许兑换，随意增发，因此纸券价值大跌，到南宋嘉定时期，每缗只值现钱一百文。
“交子”的出现，便利了商业往来，弥补了现钱的不足，是我国货币史上的一大业绩。此外，“交子”作为我国乃至世界上发行最早的纸币，在印刷史、版画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对研究我国古代纸币印刷技术有着重要意义。
关于货币的发展史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货币的国家之一，使用货币的历史长达五千年之久。中国古代货币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先后经历了六次重大的演变：
一、由自然货币向人工货币的演变
在中国的汉字中，凡与价值有关的字，大都从“贝”。由此可见，贝是我国最早的货币。
随着商品交换的迅速发展，货币需求量越来越大，海贝已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人们开始用铜仿制海贝。铜贝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自然货币向人工货币的一次重大演变。
随着人工铸币的大量使用，海贝这种自然货币便慢慢退出了中国的货币舞台。
二、由杂乱形状向规范形状的演变
从商朝铜贝出现后到战国时期，我国的货币逐渐形成了以诸侯称雄割据为特色的四大体系，即：铲币、刀币、环钱、楚币（爰金、蚁鼻钱）。
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于公元前二一○年颁布了中国最早的货币法“以秦币同天下之币”，规定在全国范围内通行秦国圆形方孔的半两钱。
圆形方孔的秦半两钱在全国的通行，结束了我国古代货币形状各异、重量悬殊的杂乱状态，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杂乱形状向规范形状的一次重大演变。秦半两钱确定下来的这种圆形方孔的形制，一直沿续到民国初期。
三、由地方铸币向中央铸币的演变
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刘邦建汉后，允民私铸钱币。豪绅富商和地方势力乘机大铸恶钱而牟利。文帝时“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
元鼎四年（前一一五年），汉武帝收回了郡国铸币权，由中央统一铸造五铢钱。从此确定了由中央政府对钱币铸造、发行的统一管理，这是中国古代货币史上由地方铸币向中央铸币的一次重大演变。
此后，历代铸币皆由中央直接经管。铸币权收归中央，对稳定各朝的政局和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四、由文书重量向通宝、元宝的演变
秦汉以来所铸的钱币，通常在钱文中都明确标明钱的重量，如“半两”、“五铢”、“四铢”等等（二十四铢为一两）。
唐高祖武德四年（六二一年），李渊决心改革币制，废轻重不一的历代古钱，取“开辟新纪元”之意，统一铸造“开元通宝”钱。开元通宝一反秦汉旧制，钱文不书重量，是我国古代货币由文书重量向通宝、元宝的演变。
开元通宝钱是我国最早的通宝钱。此后我国铜钱不再用钱文标重量，都以通宝、元宝相称，它一直沿用到辛亥革命后的“民国通宝”。
五、由金属货币向纸币交子的演变
北宋时，由于铸钱的铜料紧缺，政府为弥补铜钱的不足，在一些地区大量地铸造铁钱。据《宋史》记载，当时四川所铸铁钱一贯就重达二十五斤八两。在四川买一匹罗（丝织品），要付一百三十斤重的铁钱。铁钱如此笨重不便，纸币交子就在四川地区应运而生。交子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金属货币向纸币的一次重要演变。
交子不但是我国最早的纸币，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六、由手工铸币向机制纸币的演变
清朝后期，随着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逐渐传入，光绪年间已开始在国外购买造币机器，用于制造银元、铜元。后来，广东开始用机器制造无孔当十铜元。因制造者获利丰厚，各省纷纷仿效。
清末机制货币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手工铸币向机制货币的重林演变。
从此，不但铸造货币的工艺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使流通了二千多年的圆形方孔钱寿终正寝
“交子”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纸币的出现是货币发展的重大进步，在经济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南宋、元、明、清各朝也都发行和使用纸币，不过，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纸币的流通面并不广，尚不能完全代替金属货币。中国纸币的大量发行和使用，是近代以后的事情。
民国时期纸币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昏庸腐朽、丧权辱国的清朝反动统治，结束了中国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创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光辉一页。辛亥革命前已在国外发行“铸饷券”，为了军事开支的需要，又发行了“军事用票”等纸币。辛亥革命胜利后，于民国初年，原“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把交通银行定为国家银行，先后发行兑换券，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于1916年停止了兑现承诺，1924年，在广州设立“中央银行”代理国库，履行国家银行职能，发行货币。此外。经国家核准的普通商业银行也发行了钞票，各省省地方金融机构也先后发行了地方钞票。民国时期，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及地方省、地、市、甚至县，亦都相继发行了各类众多的钞票，铸行了多种金币、银元、铜元、镍币等货币。
清朝末年，昏庸腐朽的清朝政府丧权辱国，把中华民族推向国将不国的危亡境地。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王朝的反动统治，结束了中国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创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为中国近代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孙中山先生为筹集粮饷军械和革命活动经费，积聚革命力量，在国外发行了筹饷券；南京临时政府为扫除清政府的残余势力，应付军政急需，发行了陆军部"军事用票"和中华民国南京军用钞票；各省响应武昌起义，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发行了带有辛亥革命标志的钞票，这些钞票为推翻清朝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发挥了很大作用，是这一伟大革命运动的产物和见证者，一向作为重要的革命文物，受到人们的珍视。
国家银行票
辛亥革命后，“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仍沿用旧名。“中国”和“交通”二行在民国初年，被定为国家银行，继续发行兑换券。后因袁世凯称帝，而引起了讨袁战争。接着各地军阀进行混战，财政状况极为恶化。二行在1916年曾停止兑现，引起了粮食和各种商品价格急剧上涨，使劳动人民蒙受了很大损失。1924年，孙中山先生为调节金融，活跃经济，在广州设立“中央银行”，代理国库，发行货币，履行国家银行的职能。
商业银行与特种银行票
除国家银行发行票外，不少普通商业银行经政府核准也取得了发行钞票的特权。在前清取得了发行权的有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四明银行、信成银行等。民国政府成立以后才取得发行权的有中国实业银行、中南银行、大中银行、中国丝茶银行等、另外，还有经政府特许发行钞票的特银种行，如殖边银行、边业银行、劝业银行等，这些银行在抵制外钞、发展中国民族经济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军用票
辛亥革命后，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结束了，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袁世凯称帝激起了以云南为开始的全国规模的讨袁战争。各省纷纷成立“护国军”、“靖国军”，宣布独立。讨袁战争结束后、北洋军阀形成一股军事政治力量。它们在各自的*山——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下，互相争斗，使全国陷入了连年内战之中。各地军政权为了筹措饷需进行战争，一般都发行了军用钞票。这类钞票均在战地发行，属于临时性质。这部份负担，当然都无一例外地转嫁到了劳动人民身上。
国民政府纸币
法币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与三十年代之交，我国因受国际金价及银价波动的影响，白银不断外流，银本位币制难以维持，国内的货币发行也未趋统一，杂乱不堪。国民党政府于1935年实行“法币改革”，规定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后加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为“法币”，同时禁止银元在市面上流通，并强制将白银收归国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采取通货膨胀政策，法币急剧贬值。1937年抗战前夕，法币发行总额不过14亿余元，到日本投降前夕，法币发行额已达5千亿元。到1947年4月，发行额又增至16万亿元以上。1948年，法币发行额竟达到660万亿元以上，等于抗日战争前的47万倍，物价上涨3492万倍，法币彻底崩溃。
关金券
关金是“海关金单位兑换券”的简称，为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海关收税的计算单位。原来海关收税为银两，1929年世界银价大落，影响关税收入。政府于1930年1月决定征收金币，以值0.601866克纯金为单位作标准计算，称“海关金单位”，合美元0.40元。1931年5月中央银行发行关金兑换券，作为缴纳关税之用。1942年4月，以关金一元折合法币二十元的比价，与法币并行流通。1948年8月发行金元券后，停止发行。
金元券
鉴于法币恶性膨胀，国民经济面临崩溃之势，国民党政府于1948年8月19日再次进行币制改革。规定金元为本位，开始发行“金元券”（每金元含纯金O.22217克），以一比三百万的比率，收兑急剧贬值的法币。然而金元券却以更快的速度膨胀，前后不到十个月，发行总额达1，303，O46亿元，比原规定的发行额20亿元增加六万五千余倍，物价比币改初期上涨一百七十万倍。解放前夕，上海银元一元可换金元券16亿，各地纷纷拒用，逐以银元代替流通。
银元券 东北九省流通券
大陆解放前夕，金圆券已形同废纸，民间多已自动重新使用银元。国民党政府乃恢复银本位币制，在重庆、广州一带发行银元券。规定金元券五亿可向中央银行兑换银元券一元。
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政府决定在币制方面采取分区发行制度。对于经济环境特殊地区，发行区域性流通券，限在当地流通。1945年12月日，首先在东北地区发行了“东北九省流通券”，其币值为法币的十倍。1948年8月20日停止发行。
1924-1949年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组织，如农民协会、苏维埃政府、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金融组织，解放战银时期的各地区银行所发行的银、铜、纸、布等货币，统称人民政权货币。这些币在各个历史时期对稳定金融，推进革命形势的发展，扩大人民政权的建立与项固，乃至中国的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北伐战争时期农民协会货币
1924年至1927年，孙中山先生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实行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全国出现了国共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官僚的革命热潮。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农民运动蓬勃发兴起，很多地方建立了农民协会，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地主豪绅的农民革命斗争。农民革命政权在打破封建秩序以后，为活跃农村经济，方便农民借贷，于是就在许多地区建立了金融组织，发行了自已的货币。"浏东平民银行常洋券"、"浏阳金刚公有财产保管处"的期票以及"黄冈县信用合作社流通券"，是中国工农革命政权早期的货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货币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以后，各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府为了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活跃农村经济，巩固革命政权，先后以工农银行、苏维埃政府以及其它经济部门的名义，发行了一百五十余种纸币和十余种布钞。随着根据地的逐步统一，苏区的货币经历了由区、县银行货币到特区和省银行货币，最后统一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及其各分行的货币，这样一个由分散到集中统一的过程。这个时期的货币是在艰苦、困难的战争环境中因陋就简印制发行的。它是票面设计充满了浓厚的革命政治意义，反映了党在当时特定环境中的战斗风貌。
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货币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八路军和新四军挺进敌后，开辟了大片敌后根据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从1938年起，除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外，又在华北敌后先后建立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等抗日根据地；在华中先后建立了苏北、苏中、浙东、皖中等8个抗日根据地；在华南建立了东江和琼崖抗日根据地。这些根据地为发展农业生产，防止和抵制敌伪钞的侵入和流通、保护根据地人民的财富，都分别设立了自已的银行，发行了货币。在抗日战争中，各根据地发行的货币，一般称为"抗币"或"边币"。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货币
抗日战争胜利后，原来各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本来有可能统一起来。然而，由于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爆发，不得不继续分散发行。同时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和解放区的日益扩大，发行银行又有所增加和整。抗日战争初期，原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各行政公署设立的地区性银行，合并组成了华中银行。东北解放区增设了"东北银行"、"嫩江银行"、"关东银行"等。内蒙古自治区增设了"内蒙古人民银行"。中原地区增设了"中州农民银行"。冀热辽解放区先后增设了"热河省银行"和"长城银行"等。这些银行都在艰苦的条件下发行了自已的货币，对稳定解放区的金融市场、发展生产、保证供给、支援解放战争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一套人民币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并开始发行人民币。习惯上，人们将开始发行至1955年5月10日停止流通的人民币称为第一套人民币。这套人民币的面额分别为1元、5元、10元、20元、50元、100元、200元、500元、1000元、5000元、10000元、50000元，共12种，版别62种，其中：1元券2种、5元券4种、10元券4种、20元券7种、50元券7种、100元券10种、200元券5种、500元券6种、1000元券6种、5000元券5种、10000元券4种、50000元券2种。由于当时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高涨，因此，这套人民币没有发行辅币，也没有发行金属货币。
这套人民币最早设计的票版上有毛泽东像，但毛主席不同意在钞票上印他的像。他说，票子是政府发行的，不是党发行的。我现在是党的主席，因此不能在票子上印我的像，将来当上政府主席再说吧。1949年10月，毛主席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曾当面请示毛主席：人民币上能否印毛主席像。毛主席还是不同意，他说，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嘛是当上了，但当上了政府主席也不能印，因为进城前我们开会(七届二中全会）已作了决议：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作城市、街道、工厂和建筑物的名称及地名，以保持艰苦奋斗、谦虚谨慎的作风，制止歌功颂德、防止骄傲自满的现象。因此，在毛主席生前，人民币上始终未印他的像。
这套人民币上"中国人民银行"六字是董必武应南汉宸之邀题写的。当时，董必武是华北人民政府主席。
由于这套人民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发行，因此，它上面没有国徽图案，其他的几套人民币上均有。
这套人民币至1950年8月停止印制。由于新中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因此后期设计印制的人民币上不再有"中华民国三十八年"等年版号字样，而全部采用公元纪年表示的年版号，且在一张钞票上用阿拉伯数字和汉字两种文字表示，如"1951"、"一九五一年"。
这套人民币采取多地区分散设计、制版、印刷和分地区就近发行的办法，因此缺陷较多。主要是内容繁杂，主题思想不突出、不明确，图案既有反映工农业生产的劳动场面，也有反映交通运输的场景、名胜古迹等等；钞票种类多，面额种类差别大，最小面额为1元，最大面额达50000元；印刷技术各异。从石版、凸版、胶版、凹版到胶版、凹版套合均有，油墨、纸张就地取材，导致印制质量参差不齐，有的钞票相当精美，有的比较粗糙。从整体上来说，防伪性能较差。
中国是世界上使用货币较早的国家。根据文献记载和大量的出土文物考证，我国货币的起源至少已有4000年的历史，从原始贝币到布币、刀币、圜钱、蚁鼻钱以及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流行的方孔钱，中国货币文化的发展可谓源远而流长。到北宋时期，我国出现了纸币——“交子”。
纸币的出现是货币史上的一大进步。钱币界有人认为中国纸币的起源要追溯到汉武帝时的“白鹿皮币”和唐代宪宗时的“飞钱”。汉武帝时期因长年与匈奴作战，国库空虚，为解决财政困难，在铸行“三铢钱”和“白金币”（用银和锡铸成的合金币）的同时，又发行了“白鹿皮币”。所谓“白鹿皮币”，是用宫苑的白鹿皮作为币材，每张一方尺，周边彩绘，每张皮币定值40万钱。由于其价值远远脱离皮币的自身价值，因此“白鹿皮币”只是作为王侯之间贡赠之用，并没有用于流通领域，因此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纸币，只能说是纸币的先驱。“飞钱”出现于唐代中期，当时商人外出经商带上大量铜钱有诸多不便，便先到官方开具一张凭证，上面记载着地方和钱币的数目，之后持凭证去异地提款购货。此凭证即“飞钱”。“飞钱”实质上只是一种汇兑业务，它本身不介入流通，不行使货币的职能，因此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纸币。北宋时期四川成都的“交子”则是真正纸币的开始。
纸币出现在北宋并不是偶然的，它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宋代商品经济发展较快，商品流通中需要更多的货币，而当时铜钱短缺，满足不了流通中的需要量。当时的四川地区通行铁钱，铁钱值低量重，使用极为不便。当时一铜钱抵铁钱十，每千铁钱的重量，大钱25斤，中钱13斤。买一匹布需铁钱两万，重约500斤，要用车载。因此客观上需要轻便的货币，这也是纸币最早出现于四川的主要原因。再者，北宋虽然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但全国货币并不统一，存在着几个货币区，各自为政，互不通用。当时有13路（宋代的行政单位）专用铜钱，4路专用铁钱，陕西、河东则铜铁钱兼用。各个货币区又严禁货币外流，使用纸币正可防止铜铁钱外流。此外，宋朝政府经常受辽、夏、金的攻打，军费和赔款开支很大，也需要发行纸币来弥补财政赤字。种种原因促成了纸币——“交子”的产生。
最初的交子由商人自由发行。北宋初年，四川成都出现了专为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钱保管业务的“交子铺户”。存款人把现金交付给铺户，铺户把存款人存放现金的数额临时填写在用楮纸制作的卷面上，再交还存款人，当存款人提取现金时，每贯付给铺户30文钱的利息，即付3%的保管费。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的楮纸券便谓之“交子”。这时的“交子”，只是一种存款和取款凭据，而非货币。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交子”的使用也越来越广泛，许多商人联合成立专营发行和兑换“交子”的交子铺，并在各地设交子分铺。由于交子铺户恪受信用，随到随取，所印“交子”图案讲究，隐作记号，黑红间错，亲笔押字，他人难以伪造，所以“交子”赢得了很高的信誉。商人之间的大额交易，为了避免铸币搬运的麻烦，直接用随时可变成现钱的“交子”来支付货款的事例也日渐增多。正是在反复进行的流通过程中，“交子”逐渐具备了信用货币的品格。后来交子铺户在经营中发现，只动用部分存款，并不会危及“交子”信誉。于是他们便开始印刷有统一面额和格式的“交子”，作为一种新的流通手段向市场发行。这种“交子”已经是铸币的符号，真正成了纸币。但此时的“交子”尚未取得政府认可，还是民间发行的“私交”。
但并非所有的交子铺户都是守法经营，恪守信用的。有一些惟利是图、贪得无厌的铺户，恶意欺诈，在滥发交子之后闭门不出，停止营业；或者挪用存款，经营他项买卖失败而破产，使所发“交子”无法兑现。这样，当存款者取钱而不能时，便往往激起事端，引发诉讼。于是，景德年间（1004-1007年），益州知州张泳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剔除不法之徒，专由十六户富商经营。至此“交子”的发行始取得政府认可。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设益州交子务，由京朝官一二人担任监官主持交子发行，并“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严格其印制过程。这便是我国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官交子”。它比美国（1692年）、法国（1716年）等西方国家发行纸币要早六七百年，因此也是世界上发行最早的纸币。
“官交子”发行初期，其形制是仿照民间“私交”，加盖本州州印，只是临时填写的金额文字不同，一般是一贯至十贯，并规定了流通的范围。宋仁宗时，一律改为五贯和十贯两种。到宋神宗时，又改为一贯和五百文两种。发行额也有限制，规定分界发行，每界三年（实足二年），以新换旧。首届交子发行1 256 340贯，备本钱360 000贯（以四川的铁钱为钞本），准备金相当于发行量的28%。“交子”的流通范围也基本上限于在四川境内，后来虽在陕西、河东有所流行，但不久就废止了。
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宋朝政府改“交子”为“钱引”，改“交子务”为“钱引务”。除四川、福建、浙江、湖广等地仍沿用“交子”外，其它诸路均改用“钱引”。后四川也于大观三年(1109年)改交子为钱引。“钱引”与“交子”的最大区别，是它以“缗”为单位。“钱引”的纸张、印刷、图画和印鉴都很精良。但“钱引”不置钞本，不许兑换，随意增发，因此纸券价值大跌，到南宋嘉定时期，每缗只值现钱一百文。
“交子”的出现，便利了商业往来，弥补了现钱的不足，是我国货币史上的一大业绩。此外，“交子”作为我国乃至世界上发行最早的纸币，在印刷史、版画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对研究我国古代纸币印刷技术有着重要意义。
关于货币的发展史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货币的国家之一，使用货币的历史长达五千年之久。中国古代货币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先后经历了六次重大的演变：
一、由自然货币向人工货币的演变
在中国的汉字中，凡与价值有关的字，大都从“贝”。由此可见，贝是我国最早的货币。
随着商品交换的迅速发展，货币需求量越来越大，海贝已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人们开始用铜仿制海贝。铜贝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自然货币向人工货币的一次重大演变。
随着人工铸币的大量使用，海贝这种自然货币便慢慢退出了中国的货币舞台。
二、由杂乱形状向规范形状的演变
从商朝铜贝出现后到战国时期，我国的货币逐渐形成了以诸侯称雄割据为特色的四大体系，即：铲币、刀币、环钱、楚币（爰金、蚁鼻钱）。
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于公元前二一○年颁布了中国最早的货币法“以秦币同天下之币”，规定在全国范围内通行秦国圆形方孔的半两钱。
圆形方孔的秦半两钱在全国的通行，结束了我国古代货币形状各异、重量悬殊的杂乱状态，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杂乱形状向规范形状的一次重大演变。秦半两钱确定下来的这种圆形方孔的形制，一直沿续到民国初期。
三、由地方铸币向中央铸币的演变
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刘邦建汉后，允民私铸钱币。豪绅富商和地方势力乘机大铸恶钱而牟利。文帝时“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
元鼎四年（前一一五年），汉武帝收回了郡国铸币权，由中央统一铸造五铢钱。从此确定了由中央政府对钱币铸造、发行的统一管理，这是中国古代货币史上由地方铸币向中央铸币的一次重大演变。
此后，历代铸币皆由中央直接经管。铸币权收归中央，对稳定各朝的政局和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四、由文书重量向通宝、元宝的演变
秦汉以来所铸的钱币，通常在钱文中都明确标明钱的重量，如“半两”、“五铢”、“四铢”等等（二十四铢为一两）。
唐高祖武德四年（六二一年），李渊决心改革币制，废轻重不一的历代古钱，取“开辟新纪元”之意，统一铸造“开元通宝”钱。开元通宝一反秦汉旧制，钱文不书重量，是我国古代货币由文书重量向通宝、元宝的演变。
开元通宝钱是我国最早的通宝钱。此后我国铜钱不再用钱文标重量，都以通宝、元宝相称，它一直沿用到辛亥革命后的“民国通宝”。
五、由金属货币向纸币交子的演变
北宋时，由于铸钱的铜料紧缺，政府为弥补铜钱的不足，在一些地区大量地铸造铁钱。据《宋史》记载，当时四川所铸铁钱一贯就重达二十五斤八两。在四川买一匹罗（丝织品），要付一百三十斤重的铁钱。铁钱如此笨重不便，纸币交子就在四川地区应运而生。交子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金属货币向纸币的一次重要演变。
交子不但是我国最早的纸币，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六、由手工铸币向机制纸币的演变
清朝后期，随着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逐渐传入，光绪年间已开始在国外购买造币机器，用于制造银元、铜元。后来，广东开始用机器制造无孔当十铜元。因制造者获利丰厚，各省纷纷仿效。
清末机制货币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手工铸币向机制货币的重林演变。
从此，不但铸造货币的工艺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使流通了二千多年的圆形方孔钱寿终正寝
“交子”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纸币的出现是货币发展的重大进步，在经济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南宋、元、明、清各朝也都发行和使用纸币，不过，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纸币的流通面并不广，尚不能完全代替金属货币。中国纸币的大量发行和使用，是近代以后的事情。
民国时期纸币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昏庸腐朽、丧权辱国的清朝反动统治，结束了中国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创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光辉一页。辛亥革命前已在国外发行“铸饷券”，为了军事开支的需要，又发行了“军事用票”等纸币。辛亥革命胜利后，于民国初年，原“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把交通银行定为国家银行，先后发行兑换券，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于1916年停止了兑现承诺，1924年，在广州设立“中央银行”代理国库，履行国家银行职能，发行货币。此外。经国家核准的普通商业银行也发行了钞票，各省省地方金融机构也先后发行了地方钞票。民国时期，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及地方省、地、市、甚至县，亦都相继发行了各类众多的钞票，铸行了多种金币、银元、铜元、镍币等货币。
清朝末年，昏庸腐朽的清朝政府丧权辱国，把中华民族推向国将不国的危亡境地。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王朝的反动统治，结束了中国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创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为中国近代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孙中山先生为筹集粮饷军械和革命活动经费，积聚革命力量，在国外发行了筹饷券；南京临时政府为扫除清政府的残余势力，应付军政急需，发行了陆军部"军事用票"和中华民国南京军用钞票；各省响应武昌起义，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发行了带有辛亥革命标志的钞票，这些钞票为推翻清朝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发挥了很大作用，是这一伟大革命运动的产物和见证者，一向作为重要的革命文物，受到人们的珍视。
国家银行票
辛亥革命后，“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仍沿用旧名。“中国”和“交通”二行在民国初年，被定为国家银行，继续发行兑换券。后因袁世凯称帝，而引起了讨袁战争。接着各地军阀进行混战，财政状况极为恶化。二行在1916年曾停止兑现，引起了粮食和各种商品价格急剧上涨，使劳动人民蒙受了很大损失。1924年，孙中山先生为调节金融，活跃经济，在广州设立“中央银行”，代理国库，发行货币，履行国家银行的职能。
商业银行与特种银行票
除国家银行发行票外，不少普通商业银行经政府核准也取得了发行钞票的特权。在前清取得了发行权的有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四明银行、信成银行等。民国政府成立以后才取得发行权的有中国实业银行、中南银行、大中银行、中国丝茶银行等、另外，还有经政府特许发行钞票的特银种行，如殖边银行、边业银行、劝业银行等，这些银行在抵制外钞、发展中国民族经济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军用票
辛亥革命后，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结束了，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袁世凯称帝激起了以云南为开始的全国规模的讨袁战争。各省纷纷成立“护国军”、“靖国军”，宣布独立。讨袁战争结束后、北洋军阀形成一股军事政治力量。它们在各自的*山——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下，互相争斗，使全国陷入了连年内战之中。各地军政权为了筹措饷需进行战争，一般都发行了军用钞票。这类钞票均在战地发行，属于临时性质。这部份负担，当然都无一例外地转嫁到了劳动人民身上。
国民政府纸币
法币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与三十年代之交，我国因受国际金价及银价波动的影响，白银不断外流，银本位币制难以维持，国内的货币发行也未趋统一，杂乱不堪。国民党政府于1935年实行“法币改革”，规定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后加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为“法币”，同时禁止银元在市面上流通，并强制将白银收归国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采取通货膨胀政策，法币急剧贬值。1937年抗战前夕，法币发行总额不过14亿余元，到日本投降前夕，法币发行额已达5千亿元。到1947年4月，发行额又增至16万亿元以上。1948年，法币发行额竟达到660万亿元以上，等于抗日战争前的47万倍，物价上涨3492万倍，法币彻底崩溃。
关金券
关金是“海关金单位兑换券”的简称，为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海关收税的计算单位。原来海关收税为银两，1929年世界银价大落，影响关税收入。政府于1930年1月决定征收金币，以值0.601866克纯金为单位作标准计算，称“海关金单位”，合美元0.40元。1931年5月中央银行发行关金兑换券，作为缴纳关税之用。1942年4月，以关金一元折合法币二十元的比价，与法币并行流通。1948年8月发行金元券后，停止发行。
金元券
鉴于法币恶性膨胀，国民经济面临崩溃之势，国民党政府于1948年8月19日再次进行币制改革。规定金元为本位，开始发行“金元券”（每金元含纯金O.22217克），以一比三百万的比率，收兑急剧贬值的法币。然而金元券却以更快的速度膨胀，前后不到十个月，发行总额达1，303，O46亿元，比原规定的发行额20亿元增加六万五千余倍，物价比币改初期上涨一百七十万倍。解放前夕，上海银元一元可换金元券16亿，各地纷纷拒用，逐以银元代替流通。
银元券 东北九省流通券
大陆解放前夕，金圆券已形同废纸，民间多已自动重新使用银元。国民党政府乃恢复银本位币制，在重庆、广州一带发行银元券。规定金元券五亿可向中央银行兑换银元券一元。
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政府决定在币制方面采取分区发行制度。对于经济环境特殊地区，发行区域性流通券，限在当地流通。1945年12月日，首先在东北地区发行了“东北九省流通券”，其币值为法币的十倍。1948年8月20日停止发行。
1924-1949年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组织，如农民协会、苏维埃政府、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金融组织，解放战银时期的各地区银行所发行的银、铜、纸、布等货币，统称人民政权货币。这些币在各个历史时期对稳定金融，推进革命形势的发展，扩大人民政权的建立与项固，乃至中国的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北伐战争时期农民协会货币
1924年至1927年，孙中山先生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实行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全国出现了国共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官僚的革命热潮。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农民运动蓬勃发兴起，很多地方建立了农民协会，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地主豪绅的农民革命斗争。农民革命政权在打破封建秩序以后，为活跃农村经济，方便农民借贷，于是就在许多地区建立了金融组织，发行了自已的货币。"浏东平民银行常洋券"、"浏阳金刚公有财产保管处"的期票以及"黄冈县信用合作社流通券"，是中国工农革命政权早期的货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货币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以后，各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府为了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活跃农村经济，巩固革命政权，先后以工农银行、苏维埃政府以及其它经济部门的名义，发行了一百五十余种纸币和十余种布钞。随着根据地的逐步统一，苏区的货币经历了由区、县银行货币到特区和省银行货币，最后统一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及其各分行的货币，这样一个由分散到集中统一的过程。这个时期的货币是在艰苦、困难的战争环境中因陋就简印制发行的。它是票面设计充满了浓厚的革命政治意义，反映了党在当时特定环境中的战斗风貌。
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货币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八路军和新四军挺进敌后，开辟了大片敌后根据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从1938年起，除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外，又在华北敌后先后建立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等抗日根据地；在华中先后建立了苏北、苏中、浙东、皖中等8个抗日根据地；在华南建立了东江和琼崖抗日根据地。这些根据地为发展农业生产，防止和抵制敌伪钞的侵入和流通、保护根据地人民的财富，都分别设立了自已的银行，发行了货币。在抗日战争中，各根据地发行的货币，一般称为"抗币"或"边币"。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货币
抗日战争胜利后，原来各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本来有可能统一起来。然而，由于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爆发，不得不继续分散发行。同时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和解放区的日益扩大，发行银行又有所增加和整。抗日战争初期，原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各行政公署设立的地区性银行，合并组成了华中银行。东北解放区增设了"东北银行"、"嫩江银行"、"关东银行"等。内蒙古自治区增设了"内蒙古人民银行"。中原地区增设了"中州农民银行"。冀热辽解放区先后增设了"热河省银行"和"长城银行"等。这些银行都在艰苦的条件下发行了自已的货币，对稳定解放区的金融市场、发展生产、保证供给、支援解放战争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一套人民币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并开始发行人民币。习惯上，人们将开始发行至1955年5月10日停止流通的人民币称为第一套人民币。这套人民币的面额分别为1元、5元、10元、20元、50元、100元、200元、500元、1000元、5000元、10000元、50000元，共12种，版别62种，其中：1元券2种、5元券4种、10元券4种、20元券7种、50元券7种、100元券10种、200元券5种、500元券6种、1000元券6种、5000元券5种、10000元券4种、50000元券2种。由于当时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高涨，因此，这套人民币没有发行辅币，也没有发行金属货币。
这套人民币最早设计的票版上有毛泽东像，但毛主席不同意在钞票上印他的像。他说，票子是政府发行的，不是党发行的。我现在是党的主席，因此不能在票子上印我的像，将来当上政府主席再说吧。1949年10月，毛主席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曾当面请示毛主席：人民币上能否印毛主席像。毛主席还是不同意，他说，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嘛是当上了，但当上了政府主席也不能印，因为进城前我们开会(七届二中全会）已作了决议：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作城市、街道、工厂和建筑物的名称及地名，以保持艰苦奋斗、谦虚谨慎的作风，制止歌功颂德、防止骄傲自满的现象。因此，在毛主席生前，人民币上始终未印他的像。
这套人民币上"中国人民银行"六字是董必武应南汉宸之邀题写的。当时，董必武是华北人民政府主席。
由于这套人民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发行，因此，它上面没有国徽图案，其他的几套人民币上均有。
这套人民币至1950年8月停止印制。由于新中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因此后期设计印制的人民币上不再有"中华民国三十八年"等年版号字样，而全部采用公元纪年表示的年版号，且在一张钞票上用阿拉伯数字和汉字两种文字表示，如"1951"、"一九五一年"。
这套人民币采取多地区分散设计、制版、印刷和分地区就近发行的办法，因此缺陷较多。主要是内容繁杂，主题思想不突出、不明确，图案既有反映工农业生产的劳动场面，也有反映交通运输的场景、名胜古迹等等；钞票种类多，面额种类差别大，最小面额为1元，最大面额达50000元；印刷技术各异。从石版、凸版、胶版、凹版到胶版、凹版套合均有，油墨、纸张就地取材，导致印制质量参差不齐，有的钞票相当精美，有的比较粗糙。从整体上来说，防伪性能较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