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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通胀威胁需采取结构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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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危机虽然使通货膨胀的压力得到缓解，但这种缓解是周期性的而非结构性的，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通胀早晚还会卷土重来。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是能源密集型、原材料密集型、劳动力密集型的经济体，而能源、原材料、劳动力价格长期来看都是看涨的。所以，对于通胀的挑战，中国必须设计一个结构性的而非周期性的应对之道。
笔者认为，未来中国最有效的办法，大概就是加速人民币的升值，通过提高人民币的购买力来抑制通胀的“进口”。而从长远看，中国应该探索改变目前这种粗放型发展模式，发展高技术产业。英国的《经济学人》注意到，2003年，两位美国参议员提出对进口的中国产品加征27.5%的惩罚性关税，除非人民币增值同样的比率。所谓中国操纵人民币的兑换率、通过廉价货币进行不公平的竞争之说，一直弥漫于美国的政治中。但是，尽管当时提出的惩罚性关税的法案并没有成为现实，但到2009年奥巴马任美国总统时，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几乎快到了27.5%这一神奇的门槛。这一切并非来源于美国的压力，而是中国经济内在需求的结果。
美国公众至今还记得，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低迷、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卡特政府不得不采取燃油限价的策略，使加油站前排起了长龙，弄得人心惶惶。美国人从这种惨痛的经历中学到了宝贵的一课：威胁经济发展的因素虽然复杂繁多，但最大的敌人却是通货膨胀。此后的联邦储备银行全由反通货膨胀的鹰派所领导。美国经济也渐渐复苏并进入持续高增长期。其中的一个窍门就是在GDP猛涨的同时保持了低通胀率，走出了经济一“过热”通胀率就上升的怪圈。
美国能走出这一怪圈，当然不仅仅是美联储之功。中国和印度等庞大的发展中经济体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为发达国家提供了规模空前的廉价劳工和廉价产品，压低了美国经济的各种成本，包括美国低廉的消费品价格、相对固定的生活费用、劳工面对国际廉价劳工的竞争难以提高工资等。所以，在美国国会推动人民币升值的法案时，华尔街日报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甚至频频发表文章指出：人民币的低汇率有利于美国经济，中国是在帮助我们抑制通胀。我们应该祈祷的是这样的好买卖可以长久地持续下去！
然而，中国经济不可能永远维持这种低价发展的模式，否则就帮助他国抑制了通货膨胀、自己则进口了通货膨胀，伤害中国经济本身。其中的道理很简单：中国经济如果持续高增长，需要大量进口原材料，包括石油。如果汇率长期维持不变，人民币的购买力就会变得非常低，原材料进口的价格就会不断攀升。在高度全球化的经济中，这种原材料进口价格的攀升，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几乎处处可见。
另外，食品价格的大幅上涨，也由国际市场决定，很难通过行政命令的手段加以控制。中国、印度因为经济起飞而提高了生活水准，引起了食品结构的变化，肉食增加，进而需要大量谷物作为饲料，出现了人畜争食的现象。另外，石油危机导致美国必须发展可再生能源，大量农地被用于生产乙醇等“绿色能源”，油价飙升导致出现了人车争食的现象。这一切的结果是，在世界范围内食品需求加大、供应缩小，食品的价格被抬高了。
从这个视角来回溯，如果人民币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不向上浮动，中国经济就将承担不堪设想的后果。放眼未来，人民币升值也是抑制通货膨胀进口、提高老百姓的实质性“财政收入”的有效办法。特别是最近美国为了刺激经济走出低谷，大肆印钞票，日后经济恢复时很可能引发通货膨胀，即美元的贬值。人民币对美元又会产生新的升值压力。而人民币的升值，将会提高中国的购买力。但是，人民币升值降低了中国产品的原材料费用的同时，也会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对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提出严峻挑战。面对这种两难的局面，中国只有进行经济升级，寻找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作者系旅美学者，现为美国波士顿Suffolk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编者按：“管理好通胀预期”已经明确为宏观调控的重点。那么，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如何既保证经济平稳增长又管理好通胀预期？国外在这方面有什么值得我们吸取的经验和教训？本报今日起推出“走出经济转暖通胀走高的怪圈”系列文章，向读者提供思考问题的多元化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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