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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进民退抑或国退民进：两难选择还是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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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N记者 陆媛
伴随金融危机而生的“国进民退”现象引发的争议迄今并未退潮，以何种标准衡量“国进民退”，如何为国资、民资定位定性，昨日举行的“财经年会2010：预测与战略”国资委官员、国企掌门人、民营经济研究者、学者展开了激烈讨论。
从官方角度来看，“国进”这词更为引人注目，而“民退”似乎没有纳入关注视野。在参加“国家资本演进与经济改革大趋势”这一分论坛研讨时，国资委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刘东生谈到，下一步国有资本改革至少要把握四个方向，必须控制有关国家命脉的行业，每个行业至少有两个重大国资企业竞争者，国企母公司股份化得上市，国企董事会试点安排。
中信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常振明谈到以哪个基础何种标准来划分国企和民企，是国有股份控股，还是行政任命企业领导人来划分？从他的思路来看，可以将所有权与人事权给企业带来的行政色彩区别开来，如果国家控制人事权，也即在经营企业，那么即偏向于国企。
“我本人对国进民退有很多思考。我发现德国邮政，澳大利亚邮政，都很成功，转变经营机制，做快递服务，很好，但是国家股份是占邮政一定的股份。国企和民企都是不可缺，互有进退，结构都是动态的。”
没有人能够讳言国企存在诸多弊病，比如效率低下，人员众多，领导人自己定自己的工资，常振明谈到对此应有治疗之策，而非一下棒杀，他认为应当在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前提上，建立专业懂行的法人治理结构。
竞争公平性的问题同样困扰民企，国企更容易获得行业垄断性机会，这是天生优势，但常振明认为不能把三个问题混在一起，应该分开来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常振明使用了中粮集团收购蒙牛的案例来佐证国企对民企的协同效应之助力。“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是中粮对蒙牛品牌的市场化信用的重组。国企参股进入民企，如果改变机制，损失竞争力，那么这个收购应该不成功。但是这个案例反而增加了协同效应，利用中粮的网络提高竞争力，我觉得应该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比如中信集团和中信泰富，也算国进民退吧。这都是社会竞争体制的创新之一，不能违背根本的宪法逻辑和历史逻辑。”
追根溯源，国企从哪里来？国企是政策副产品，是政策的代表，常振明认为。金融危机打破国有民营的老逻辑，打破了美国的意识形态障碍，美国银行都已经不同程度的国有化，而在中国，国企承担了积极稳健财政政策的代表，发挥导向性，这是政策副产品而不是目的。
常振明力图化国进民退争端于无形，他认为如果承认市场经济是公平的竞争体制，那么应该承认任何主体都有进退的自愿性，关键是否垄断，我们不能抑制国企的竞争活力，也不能阻碍民企的活力。
在这场国进民退抑或国退民进的辩论中，常振明总结为，要建立符合市场规律和竞争的机制，探索国企和民企共同发展的问题，需要勇气，也考验人们的智慧。
面对国资委官员和国有企业掌门人，国务院参事室特邀研究员、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顾问保育钧毫不留情地说，国企一直在与民争利。
“现在我认为该到了为民营企业定性定位的问题的时候了。我认为私营企业、民营企业本质是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创造财富的一种积极组织，民营企业的实质就是人民经济，与国有经济一道都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哪有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却限制民营经济发展的道理呢？”
保育钧还巧妙转换了“放宽市场准入”的思维，他认为这种提法就有行政权力的垄断色彩，应该是法无禁止即自由，只要法律没禁止的地方，民营企业都可以去做。
保育钧的讲话赢得了在场听众的十多次自发性热烈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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