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在人民币对外大幅升值的条件下，我国贸易顺差依然居高不下，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目前国际货币体系构成的复杂性，对传统金融贸易理论形成严重挑战，中美贸易顺差不会随着人民币兑美元大幅升值而缩减。理论上而言，在金本位制或本币与黄金(222.24,-0.66,-0.30%,吧)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下，根据休谟的黄金输入、输出点理论，一国本币对外升值，对本国贸易会起到抑制出口、刺激进口的作用。而从现实国际货币体系构成来看，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以美元与黄金脱钩为标志，世界各国货币与黄金之间完全脱钩。理论上而言，在各国货币与黄金脱钩的背景下，衡量各国货币币值水平的标的应该是其国内GDP水平或货币实际购买力水平。然而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国际货币体系构成来看，美元在与黄金脱钩的同时，却依然充当了世界货币的职能，世界各国依然实行以美元为中介的汇兑制度。在各国一篮子外币储蓄中，美元依然占有很大比例。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元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又充当了黄金的职能，使传统金融贸易理论面临严重挑战，在很大程度上使世界各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不再遵循本币升值抑制出口、促进进口的理论规则。对于出口国而言，通过向美元出口商品，换取美元，可以在全球采购商品。对于进口商品的美国而言，在美元与黄金脱钩的条件下，美元的滥发不再受其本国黄金储备限制，在美元以全球商品为价值支撑的货币体系下，美国对进口商品的需求与本国汇率升、贬值与否没有任何关系，美国本土的市场需求成为决定美国是否从他国进口商品的关键因素。有鉴于此，随着美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及国内传统产业的外移，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中美贸易发展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受双方需求制约。一方面美国对于中国的出口商品存在刚性需求，另一方面美元的特殊地位及美国在高科技产品领域对中国的限出政策，使得中美之间呈现明显的贸易顺差单向流动。实际上，在目前这种特殊的国际货币体系构成下，中国对于美国的出口是一种单向的商品输出行为，鉴于美国国内对中国商品的刚性需求，预计中国对美国这种单边的商品输出行为不会随着人民币汇率对美元大幅升值而发生改变。在美元滥发大幅贬值的背景下，中国实际上是这种不合理贸易体系的受害者。

　　全球经济一体化，世界传统产业向中国大规模转移，形成了中国现阶段巨额贸易顺差，这种贸易顺差不是中国所独自享有的，而是各国企业共同努力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以后，世界传统产业向中国大规模转移，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中心的地位基本确立。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向全球出口商品在所难免。由于中国全球制造中心地位的确立主要是依附资源和廉价劳动力而取得的，因此，制造业的出口形成大量贸易顺差在所难免。从近年贸易顺差构成来看，机电产品在出口贸易中所占份额大幅上升，便是很好的例证。需要特别一提的是，在机电产品出口形成的贸易顺差中，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占有很大比重，就此而言，我国现阶段积累的巨额贸易顺差与日本上世纪中后期所累积的巨额贸易顺差有着本质区别，因为现阶段的贸易顺差不能由我国企业独自享有，而是各国在华企业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从贸易顺差终极所有权来看，我国现阶段出现的巨额贸易顺差并不是全部属中国自己，而是多国企业共同努力的结果，随着时间推移，一部分贸易顺差最终会流出海外。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交错运行，一些国外投机性资金的介入，使得我国目前贸易顺差存在虚增成分。相关数据显示，自2005年7月启动汇改以来，我国贸易顺差出现了跳跃性增长，与此同时，国内房地产、股票价格也出现大幅上涨。贸易顺差对人民币汇率的刚性特征，贸易顺差、人民币汇率、A股市场三者之间的正相关性在很大程度上预示已有部分投机性外资借助虚假贸易渠道进入了中国资本市场，在中国房地产市场、证券市场掀起波澜。

　　笔者认为，鉴于我国前期贸易顺差形成的特殊性，我国在资本项目对外开放过程中必须加强金融风险防范，以全新的思维方式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目前单纯依靠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方式很难解决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相反，受我国现行外汇结算体系影响，人民币大幅升值之后的资本项目对外开放，将使我国面临较大的金融风险，原因有三：第一、我国目前所形成的贸易顺差是多国企业共同努力的结果，其终极所有权不属于中国一家；第二、我国现阶段所形成的贸易顺差不是中国企业创造的利润，其中一大部分要参与企业再生产的循环；第三、在外汇统一结算制度下，我国通过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截至2007年9月末，外汇储备资产达到14336亿美元，应当清醒地看到，这部分外汇储备也不是由我国企业创造净利润的累积，部分外汇储备是对外部流入资本的负债。如果外汇储备资金利用效率不高，人民币对外大幅升值将使部分外资坐享其成地享有巨额汇兑收益，同时我国外汇储备也遭受了重大损失。

　　鉴于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复杂内外部环境，笔者认为，在加强投机性资金入境监管的前提下，短期而言，提高出口商品口价格、以通胀对通胀、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是应对贸易顺差的必要措施；中期来看，提高贸易出口商品质量和档次，改善贸易收支结构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