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季度通胀8%，未来二季度似乎也没有多少要跌破8%的迹象，这意味着中国要实现年度4.8%的控制目标，下半年必须将通胀压至4%以下的水平。如果将来未达标，反而可能导致通胀预期的恶化。如果紧缩政策过急，经济硬着陆或许是比通胀更为严重的问题。因此，目前非常有必要给控制通胀目标松绑，正确认识此轮通胀的成因，坦然、理性地对待通胀，才能避免未来政策的偏差。

　　就此轮通胀的成因而言，我以为在三个方面。

　　一是历史欠账迟早要还。过去低通胀很大程度上是严重透支的结果，透支了要素低估(煤、电、油、运、水、气等资源要素价格都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透支了人口红利(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20年时间里，如果剔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农民工的工资几乎没有什么增长)，透支了环境的红利。既然是透支，迟早是要还的，否则只可能是更加严重的经济失衡。

　　二是长期经济失衡累积的流动性过剩，首先推动的是非贸易部门的价格上涨，特别是房地产和土地等资产价格暴涨，使得城市生活成本和商务成本迅速上升，同时工业部门也就开始产生加薪的预期；而工业部门的工资提高对农业部门的工资传递效应非常明显，直接推升了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生产成本推动下的农产品价格走高是显而易见的；价格传递的最后阶段必然是，原材料价格上涨、人工成本和地价的上升以及人口、资源、环境等各种红利的消退，当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赶不上上述成本上涨的速度时，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倒逼着反推贸易部门制成品价格开始上涨来转移，我想这就可能进入一个所谓的全面的通货膨胀时期。这便是当下中国所谓结构性通胀的逻辑主线。

　　三是输入性通胀压力。长期要素价格管制和扭曲，导致大量资源消耗型产业向中国转移，使得短期内中国制造业急剧膨胀，国内初级产品对外依存度急速上升。中国每年要消耗全球53%的铁矿石，全球每年新增原油需求的60%以上来自中国，中国现在的原油自给率不到50%，一半以上依靠进口。美元长期疲软，加之次贷危机将全球的资金都赶进了商品市场中寻求避险，导致原油、农产品价格的暴涨，成为去年下半年来中国成本急剧上升的主要推手。

　　这三个方面说明此轮通胀的长期性和调控的艰巨性。

　　理顺要素价格机制改革本身就是一项长期性和艰巨性任务，涉及到很多利益关系的调节，特别是垄断部门的改革。这需要二次价格闯关的勇气，时机选择非常关键，以避免造成经济过大的波动。

　　此外，中国通胀压力的减轻还不完全取决于中国自身，如果美国经济迟迟不能见底，延续松货币政策，商品市场牛市很难形成真正的拐点。中国将长期面临输入性通胀压力(从美国楼市调整周期判断，美国楼市见底企稳至少要在2009年末，调整幅度可能还有20%空间)。

　　最近常有人问，大宗商品市场牛市什么时候结束(弱势美元何时现拐点)？我以为，现在看来，商品市场这轮牛市最终可能有两种方式结束。

　　第一种是正常结束方式，即美国经济真正触底，宽松货币和积极财政政策逐步发挥效用，联储才会真正将政策的优先考虑点从金融稳定转至价格稳定，关注通胀，届时可能升息，美元转强，商品市场牛市拐点出现。

　　第二种我称之为非正常结束方式，即中国经济硬着陆。我一直认为中国的紧缩是美国人所期待的，当外部环境好时，中国的内需压得越狠意味着更多的外需来平衡，这样吸附流动性能力越强，弱美元游戏持续的时间越长；当外部环境不好时(美国衰退)，中国的强紧缩将增大经济硬着陆的风险，随着中国因素(基本面)消退，商品市场牛市失去了一个最好支持的理由，必然应声而落，美元顺势而强，那时不光美国通胀问题也解决了，全世界的通胀问题都解决，但留给中国的是漫长的通缩，中国为世界经济买了单。

　　我希望，中国不要选择第二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