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协助执法卧底查黑车被杀 引诱手段惹争议

连日来，上海发生的“黑车司机杀害协查者”事件，引发了各界的持续关注和热议。

３月７日，上海奉贤一名女子在协助交通执法部门查处非法营运出租车时，在车内被司机用刀具刺死。当时，“黑车”按这名女子要求开到了多辆执法车辆等候的路段，执法人员已准备伏击。

这一恶性案件发生以来，受害女子的“协查者”身份激起了广泛讨论。有观点认为，执法部门以“派卧底”“放钩钓鱼”的方式查处“黑车”，是诱发此案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就带出了一个问题：给公众带来人身和财产安全隐患的城市非法营运“黑车”，究竟应该怎样查处？

被查扣的涉案车辆。 （来源：央视国际）

案发地点。 （来源：央视国际）

座位上留有死者的血迹。 （来源：央视国际）

死者的死亡证明单。（来源：央视国际）

“黑车”司机杀害协查者，引发“倒钩查案”质疑

死者名叫陈素军，女，３３岁。７日，陈素军拦下一辆涉嫌非法营运的“黑车”，要求司机雷庆文将其载往已“埋伏”好执法人员的奉贤区头桥镇一汽配厂。中午１２时许到达目的地后，雷庆文见多辆执法车辆等候，便拿出随身携带的刀具，向陈素军要害部连刺两刀。司机随后被警方控制，而陈素军在被送到当地的奉城医院后不治死亡。

在外界看来，此案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事发时，陈素军正在收集黑车非法载客的证据，而她被刺的地点正是执法部门伏击黑车的地点。

在陈素军的死亡证明上，职业一栏写着“民工”二字。事发后，奉贤区建设交通委相关人士表示，死者为一名从事举报并协助交通执法大队执法的协查人员。

据当地居民及几名黑车主透露，类似此案的做法称为“倒钩”，在当地较为常见，一些无固定职业的人员作为执法部门的“协查者”，帮助“钓鱼”引“黑车”开往执法人员布置好的地方。

“放钩钓鱼”是否激化了矛盾？这一近日被人们热议的话题，也引发了全国“两会”上一些代表委员的关注。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虹储居委会主任朱国萍表示，不能用不正当的方式制止不正当的行为，因此不赞成利用“钓鱼”派“卧底”等方式去查“黑车”。

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孙南申认为，“倒钩”做法没有被法律明令禁止，但这一“陷阱取证”方式在具体操作和证人权益保护方面会遇到一些问题。

“该不该查”，不是问题实质

任意占道、堵塞交通、无视法规逆行乱窜、撞了人撒腿就跑……2007年3月26日，记者接到投诉:立水桥城铁站的黑车真该管一管了。高景峰摄 （来源：北京晚报）

几位乘客在北京城铁龙泽站打“黑车”（2006年4月27日摄）。新华社记者 李文摄

对于此案的讨论，多数上海市民的看法似乎多了几分不安。

在记者采访中，一些市民反映说，这些天不断听到的议论，都把重心放在了对执法部门做法的质疑，而对“黑车”司机的犯罪行为却有意无意地避而不谈。同时，一些媒体过于简单地把“倒钩查案”和恶性案件关联起来，还有一些评论由此引申认为“黑车”有其需求而不必大力查处。

家住宝山区的市民吕秀红说：“这毕竟是杀人啊！查处‘黑车’的制度要怎样完善是一回事，但把这样的恶性事件归结为一种必然，‘黑车’杀人难道有理由吗？这让我们今后更不敢得罪‘黑车’了。”

上海市交通管理部门２００７年公布的数据显示，上海的出租“黑车”约有２万多辆，约为正规出租车的一半。更令人不安的是，不少“黑车”冒用了假牌照、假顶灯，乔装打扮成正规出租公司、甚至品牌企业的车辆，乘客根本无从识别。

家住卢湾区的退休教师老曹说：“政府鼓励市民协助查处‘黑车’维护管理秩序，这是有明文规定的。操作中出现的问题需要完善，但‘黑车’不查是不行的，有时间的话我还想去查‘黑车’呢。”

地铁站附近，是“黑摩的”司机们揽活儿最多的地方。来源：京报网(资料图)

家住徐汇区的市民蒋女士对记者说起她在浦东坐“黑车”的经历：由于夜晚时分附近打不到车，她只能叫了一辆“黑车”回家，这车居然也安装了计价器，一路上车费“嗖嗖”地往上跳，比正规出租车快了许多，蒋女士询问司机“怎么加得这么快”，司机却扭头恶狠狠地说：“有什么问题吗？”最后只能无奈地“照单全付”。

记者在案发地奉贤区头桥镇采访中，几名“黑车”司机对记者说：“动刀是有原因的，被人‘倒钩’怎么会不生气！今后，如果我们发现乘客是‘钩子’，我们也会不客气！”

上海市城市交通管理局有关人士认为，“黑车”不仅是一种规则之外的违法营运行为，其中不少更给民众带来财产和人身安全隐患。记者采访发现，多数市民对“黑车”深恶痛绝，认为有关部门的查处力度应当保持。

查处“黑车”面临两难困局

上海市城市交通管理局有关负责人对记者说，“非法营运车辆只有在载客情况下才能被查处”的要求，成了交通执法部门的一个管理难题。

现实情况是，在整治“黑车”的过程中，执法人员往往苦于“取证难”。这名负责人说，执法人员明知道某辆私车是“黑车”，但由于查处时没有载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黑车”开走。在很多时候，即便抓住了正在非法营运的“黑车”，一旦乘客想息事宁人不乐意作证，执法人员也无可奈何。

据了解，由于事后举报无法取证，查处“黑车”的时机稍纵即逝，只能是在载有乘客非法营运的一段时间内。为了针对性地打击黑车，不少区县经过探索，大多采取“主动出击”策略，并鼓励乘客收集黑车营运证据，相关举报协查者还可获得一定的奖励。

但“协查”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其中，执法部门安排“协查者”作为“诱饵”，将“黑车”引入“埋伏区”的执法方式，成了奉贤一案争议的焦点。

记者采访当地几名“黑车”司机得知，他们几乎全都遭遇过“倒钩”，协查者将其引诱进“圈套”后，通常都是飞快地拔下车钥匙夺门而出，这种做法让一些司机误以为自己“遇到了抢车的”。不少司机认为，这种行为是“设套”引诱违法，有种受骗的感觉。

上海海天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薄海豹认为，现行法律没有“放倒钩”属违法的相关规定，但这一做法容易衍生出新问题：对于“协查者”，一部分缺乏培训管理的人员出于利益驱动，可能会成为“倒钩专业户”，甚至人为地“制造违法”，让一些好心供人搭车的车主“蒙冤”；对于执法人员，也可能诱发“立功驱动”，为了扩大办案的“成绩”而引诱犯罪。而上述情况在外界看来，都有“养鱼饵”搞创收的嫌疑。对上述问题，执法部门应当思考并改进管理。

“捉放曹”式执法，并非解决之道

迹象表明，目前上海有关部门查处“黑车”的方法，类似于“捉放曹”。一般是查实违法事实后处以数千元至上万元的罚款，但由于处罚后缺乏进一步的管理措施，“黑车”往往重返街头。

在奉贤一案中，雷庆文自２００６年就开始开“黑车”，并于当年４月被交通执法部门抓获并接受１万元处罚。记者采访得知，绝大多数“黑车”司机都“上过钩”，并遭到相关处罚，但这些“驾龄”不短的违法营运者至今仍在街头揽客。

“捉放曹”的效果并不显著。交通管理部门的数据显示，２００５年上海共查处７５００多辆“黑车”，２００６年查处２．２万多辆，而２００７年１月至１１月共查处２．５万多辆，呈越查越多之势。

上海市民蒋女士担心地说，处罚过后一切照旧，这只会激发“黑车”要进一步“赚回来”的心理，宰客行为一定会变本加厉。

薄海豹认为，“捉放曹”式执法的本质是“以罚代管”。值得警惕的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捉”和“放”，更容易带出一个恶性循环：乘客深受“黑车”之害——执法部门给予罚款后放行——“黑车”为弥补损失变本加厉——乘客受害更深。由此，查处“黑车”也就成了一个屡禁不绝的“猫鼠游戏”，而乘客则成了最终的利益损失方。

上海社会学会会长邓伟志指出，这一做法带来的“副作用”，是部分人会认为查处“黑车”已成了执法部门“搞创收”的一个途径。

那么，解决这道执法难题的长效机制是什么？

邓伟志认为，查处“黑车”不仅要罚，也应当“管”，绝不能“一边放任自流，一边逮住就罚”。比如，一方面可以通过牌照掌握车辆情况，予以动态监管和抽查，对再次违法的车辆限制其车辆使用，从而避免执法者对“老脸”熟视无睹，成为惰性管理的“收费员”；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一些管理手段鼓励“黑车”司机加入正规出租车管理体系，从而合法规范营运。

薄海豹还表示，在“黑车”较常出现的市郊，公交车、正规出租车很少，百姓出行很不方便，黑车滋生有其“土壤”。对此，有关部门应切实解决百姓出行需求与交通资源配置的矛盾，从根本上解决“黑车”顽症。 (本文来源：新华网 作者：高路、刘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