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顿好了这些特殊的灾民，袁前又惦记起一位震前刚刚出院的名叫张黎(化名)的女病人。这人原来是位医生，后来因出现幻听症状，在都江堰市精神病院治疗了一段时间，由于症状较轻，在4月底出院，地震发生的前三天，她回到了自己的原工作单位都江堰中医院上班。而这家中医院，正是地震中都江堰市死伤最惨重的单位之一。

　　袁前赶忙拨打张黎的电话，“如果打得通，说明她还活着，今天应该是她复诊的日子。”

　　数秒钟后，电话通了。那头传来一个急促和兴奋的女声：“袁医生，是我啊，我是张黎，我没死，现在正在街上赈灾呢！那天下午我睡过了头了，没去中医院上班。地震后我发现我的幻听没有了，全好了，真的！”

　　袁前松了口气，但仍然叮嘱张黎：“要坚持按时来复诊，给你开的药也是要坚持吃，不要大意。”

　　张黎在电话那头说：“我真的好了。不用吃药了。”

　　通话持续了10分钟，在要不要吃药的问题上，两位医生争论了很久。挂电话后，袁前叹道：“这些病人都是这样，一出了院就觉得自己不用吃药了，而且话特别多。”

　　疯癫与文明

　　地震让原有的生活秩序断裂，把一些在平常状态下被社会遗忘的生活断面展现在人们面前。

　　都江堰市精神病院，坐落在距都江堰市区12公里的崇义镇。震后至今，这里还没有恢复供电。天花板上的尘土还在不时扑簌簌地往下掉。药品和档案撒落一地。一楼到三楼，一间间空荡荡的病员室的铁门敞开着，但铁锁还挂在上面。

　　“这些锁已经在地震中损坏了，将来他们回来了，要全部换一遍。”陈若虹说。

　　如果没有地震，除了医生例行查房的时间，禁锢重症病人的强制性病房的铁门是不会开的，开放式病房的铁门可以开，但楼道里的铁门不会24小时开放。

　　这些病人中的大多数甚至比正常人更敏锐地感觉到了大地的震颤，但一旦灾难来临，他们不得不面临比正常人更深的恐惧——在铁门禁闭下，他们无处逃生。医院建筑设计上一点在平日不起眼的疏忽，在紧急关头几乎致命。

　　记者从库房里找到一份由这家自负盈亏、大多数医生不享有事业单位社会保障的医院和病人家属签订的协议书，看到里面有这样的条款：

　　“三、精神病人在病态支配下，住院期间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自杀自伤，互相斗殴导致死亡、潜逃失踪或在逃跑途中伤亡、伤人、毁物等意外事件。……发生以上意外事件，其后果我院概不负责。单位和家属不得以任何借口寻衅闹事。四、如病人死亡，单位或者家属必须在两天之内将尸体运走，过期则由我院自行处理，一切费用由死者单位或者家属承担……”

　　“按照这份协议，从法律角度讲，在地震那天，如果我们弃岗而逃，扔下病人不管，事后会不会受到问责呢？”院里的一位医护人员说，地震之后，她常常反思这份协议，有不少关于体制，关于生命的困惑排解不开。

　　但在危难关头的那一刻，医生们显然没有想这么多。

　　“当时那里面的声音太凄厉了，不由得我们不管。”个子矮矮，说话声音柔和的袁前说，“他们也是生命，和我们一样的生命。对地震我们也害怕，腿都吓软了。但医生的职责本能在一瞬间战胜了人的恐惧本能，精神病人是弱势群体，我们不救谁来救？”

　　陈若虹告诉记者，这家自收自支的精神病院，去年只有10多万元的盈利，财政补贴也只有30万元，“对精神卫生的补贴实在太少了”。尽管每个病人每月只需要交1000多元的医疗费用，但还是有很多病人家属已经欠费很久。地震之后，很多人干脆联系不上了。

　　“从地震发生到现在，只有两位病人的家属来探望过。这些人一般都被家人视为包袱，即使在平时，除了交钱的时候来一次，很少有人探视。”袁前说。

　　就算是一些病人病情好转，被家人领回去，复发率也很高，“我们这么多年来统计是85%以上。”袁前说。就算病完全好了，社会对他们的接受程度也很低，原来的单位一般不会再要这样的人，送出去又被送回来，“所以我们这里有的病人可以住几十年，最后连自己都不想出去了，一直到去世。”

　　福柯在《疯癫与文明》这本书里说，精神病人在中世纪之前是不被禁锢的，因为教会认为他们是一些得到了上帝赦免的人。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想像图上，才出现一种奇异的、沿着莱茵河和佛兰芒运河巡游的“愚人船”。

　　从“愚人船”到现代精神病院的发明，是人类的一部精神发育史。精神病的判定，是人类精神底线的判定。精神病院对病人的禁锢，也被视作是理性的胜利。

　　然而，理性世界在灾害面前也暴露出自己的缺陷。或许，经过灾难的启迪，现代人类会找到一种更富有智慧和大爱精神的制度设计，来善待他们患病的同类。 记者 吴鹏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