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期编号为37752的《每日电讯报》头版头条地位，以三行通栏大字标题报道了来自中国的重大新闻：

　　华粉碎极左分子(眉题)

　　毛的遗孀被捕(主题)

　　四个领导人被指控策划北京政变(副题)

　　报纸都很注重“抢”新闻，尤其是“抢”重大新闻。《每日电讯报》在全世界报纸面前，“抢”到了一个“第一”：独家披露了中国政局的重大变化。

　　中国政局的这一重大变化是在6天前──1976年10月6日晚上发生的。“毛的遗孀”——江青连同三个“极左分子”头目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也就是毛泽东生前称之为“四人帮”的那“四个领导人”，在北京悄然被捕。

　　这一“粉碎极左分子”的重大行动，是在“华”领导之下进行的。“华”，亦即华国锋。华国锋当时的职务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华粉碎极左分子”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即便在“毛的遗孀”被捕之后，对外仍严格封锁消息。

　　英国《每日电讯报》的独家新闻，出自该报驻北京记者尼杰尔?韦德之手。

　　韦德具有极强的“政治嗅觉”。自从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去世以来，他非常关注中国政局的变化。

　　早在20多天前，他便从中国电视的一个镜头中捕捉到重要信息……

　　那是1976年9月18日下午3时，全中国都在收看北京重要的电视实况转播。用中国权威的通讯社──新华社当时的报道来说，“在辽阔的国土上，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举国上下，8亿人民沉痛悼念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军队、伟大的国家的缔造者和英明领袖、我国各族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

　　新华社的报道用这样的语言形容毛泽东之逝：

　　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无限崇敬的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在全中国全世界人民心中引起了无限悲痛。

　　几亿中国人收看追悼毛泽东的大会实况电视转播，谁都没有注意到一个小小的细节，然而，英国记者韦德却以他高度敏感的眼睛注意到了：追悼大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致悼词，王洪文站在华国锋身旁；当华国锋念悼词时，王洪文不安地探过头去，透过华国锋的肩膀，看华国锋手中的悼词稿子……

　　从今日的眼光来看，华国锋的悼词充满“文革”味：

　　毛主席在领导我们党同国内外党内外的阶级敌人作战中，在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锻炼和培养了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党战胜了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的机会主义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战胜了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毛主席一再告诫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为我党制定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毛主席根据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和阶级斗争的特点，作出了“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的科学论断。毛主席代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继续革命的利益和愿望，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的复辟阴谋，批判了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保证了我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前进。

　　韦德高度敏感的耳朵也同时注意到：华国锋所念的悼词中，没有提到两天前，即9月16日，中国最权威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社论中反复强调的毛泽东“遗言”──“按既定方针办”。

　　韦德作出自己的判断：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和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政见分歧。

　　不过，作为一名外国记者，在当时的中国，韦德的活动深受限制。他设法向英国驻华大使馆里的中国雇员打听消息。

　　终于，在10月10日，韦德从英国驻华大使馆的中国雇员那里获知重要信息：北京大学出现大字标语，热烈欢呼两报一刊当天的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

　　韦德立即找来这篇社论，细细琢磨，发觉社论中有几句话很值得玩味：

　　任何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任何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

　　是谁在背叛毛泽东？是谁在篡改毛泽东指示？两报一刊的社论虽然没有点明，显然是有所指的。

　　两报一刊社论在当时的中国具有最权威的地位。韦德断定，中国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韦德使出浑身解数，很快就打听到：“毛的遗孀被捕”！两报一刊社论中所说的背叛毛泽东、篡改毛泽东指示的人，就是指“毛的遗孀”及其同伙。

　　于是，韦德在10月11日写出独家新闻《毛的遗孀被捕》，并立即发往伦敦《每日电讯报》。韦德写道：

　　据北京可靠消息，毛泽东主席的遗孀江青和她在中国政治局的三名追随者被指控策划政变而被捕。这一逮捕行动是在周末特别会上向工厂和附近单位的政工人员宣布的。首都昨夜没有发现骚乱现象。

　　拘捕包括毛夫人江青在内的所谓“上海帮”是1971年前国防部长林彪企图发动政变后，中国最大的爆炸性政治新闻。

　　翌日，当《每日电讯报》用头版头条位置登出韦德的报道，世界为之震惊！

　　10月13日，世界各报纷纷转载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消息，使这家报纸和韦德出了大风头……

　　确实，“毛的遗孀被捕”，成了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那个历史性的夜晚成了中国当代史上的里程碑，成为结束“十年浩劫”的句号。

　　从此，历史学家给中国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写下这样的时间“界定”：“1966年5月16日至1976年10月6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起始日期定为“1966年5月16日”，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那一天通过了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

“毛的遗孀被捕”是在一个晚上突然爆发的，可以说是“历史的急转弯”。人们把中国粉碎“四人帮”称之为“中国的十月革命”。

　　对于这场“中国的十月革命”，人们只知道“革命”的结果——“四人帮”被捕，却并不知道这场“革命”是怎样发生和进行的。

　　中国当局对于“中国的十月革命”具体细节，守口如瓶，云遮雾障。在当时，这理所当然属于中国政界的“高度机密”。

　　正因为中国当局从不透露“中国的十月革命”的具体细节，于是也就给一些富有想象力的记者和作家提供了充分的展示才能的机会。

　　首先对“中国的十月革命”绘声绘色，是在韦德发表那独家新闻之后，英国的《泰晤士报》眼看《每日电讯报》一炮走红，便在1976年10月14日，以头版头条发表法新社记者乔治?比昂尼克的报道《毛的遗孀正在伪造毛的遗嘱时被捕》。《泰晤士报》为比昂尼克的报道，加了这样的大字说明：

　　据北京的可靠消息，毛泽东的遗孀和30多名极左集团领导人在举行“阴谋会议”伪造毛主席遗嘱时被捕。

　　《泰晤士报》所刊登的比昂尼克的长达2000字的发自北京的报道，详细叙述了“毛的遗孀”被捕的经过。这报道理所当然引起“轰动效应”，比昂尼克一下子也出了大风头。

　　然而，比昂尼克那纯属编造的“新闻”，只不过是一堆耸人听闻的“谎言的泡沫”而已。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些泡沫稍纵即逝。

　　其实，像比昂尼克那样的纯属编造的报道，有过许许多多。就连美国号称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罗斯?特里尔，在其1984年于纽约出版的《A BIOGRAPHY OF MADAME MAO ZEDONG》(直译应为《毛泽东夫人传》，中译本译为《江青正传》)一书中，也想当然地编造了拘捕江青的经过。虽说那时离“毛的遗孀被捕”已经整整8个年头，但是中国当局仍对那一事件保持沉默。

　　特里尔这样“透露”道：

　　一小时后，一队摩托车和一辆军用吉普静悄悄地驶过北京动物园附近空旷的街道，来到一圈灰墙上的一座高大的铁制大门前──这是官园。8341部队第37支队中挑选出来的一位校级军官和两位尉级军官跳出了吉普车，他们有行动指令。他们轻手轻脚地走进漆黑一片的官园，在经过认真研究地形图后，他们精确地知道哪个房间是他们突袭的目标。

　　他们足登轻便橡胶底鞋，像猫一样轻巧，摸到了大卧室的电灯开关，啪的一声打开了灯，一拥而入，冲进了硕大的卧室，自动步枪对准了卧榻。

　　江青像只老虎一样从被单中跳起，吃惊地睁大双眼，睡袍四下飘起。“不许动！”士兵们齐声大吼。刹那间，死一样的沉寂，似乎听到了阵阵回声。然后，江青瘫倒在地板上，大声悲号起来。压倒她那阵阵呜咽，校级军官粗声粗气地说：“你被捕了！”江青转过泪水模糊的脸喊道：“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胆敢搞政变！”

　　其实，江青根本不是在北京官园被捕的，拘捕时也根本没有出动摩托车、军用吉普，更没有动用自动步枪。江青既没有“像只老虎一样从被单中跳起”，也没有“泪水模糊”。

　　在这方面，中国作家的想象力也绝不亚于美国作家。

　　一位中国作家所著《1967年的78天——“二月逆流”纪实》一书，是在“中国的十月革命”之后整整十年——1986年出版的。在书的“开篇”中，作者这样惊心动魄地描述了“中国的十月革命”：

　　7日凌晨2时左右，天空一片漆黑，有十几辆军车驶出营区大门。赵营长荷枪坐在指挥车上，戴着耳机，无线电天线在挡风玻璃前摇曳。车队行驶十分钟后，已接近中南海……

　　车队驶近中南海北门，赵营长从枪套里抽出了沉甸甸的五九式手枪，暗暗想道，今天哪个龟儿子敢不老实，我就……他大拇指一推，下意识地打开了手枪保险。

　　“各分队注意！”他亮开嗓子发出命令。部队分成三个小分队，迅速奔向三个不同的目标──江青、张春桥住宅和怀仁堂。

　　各个小分队对不同的目标采取了同样的战术。1/3的兵力把守建筑物四周的路口，1/3的兵力包围建筑物，其余1/3的兵力执行逮捕。

　　这里不仅时间不对──不是1976年10月7日凌晨2时，而且根本没有出动“十几辆军车”。

　　作者这样“真切”记述在中南海张春桥住宅里拘捕张春桥的场面：

　　张春桥还没有睡觉，在一盏宫廷式台灯下记日记。听到走廊上急促的脚步声，他仿佛已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一把推开了圈椅，站起身来，板起面孔对着走进屋里的警卫战士们。

　　他眼睛燃烧着仇恨的光焰，紧紧抿着嘴一声不吭。他始终不肯交出保险柜钥匙，直到两名战士上前捉住他胳膊的时候，他还挣扎着威胁道：“你们不要太猖狂了，无产阶级革命派会跟你们算账的！”张春桥没有显出过度的惊慌，他紧锁双眉，从衣架上拿起一件灰中山装，穿在身上。他穿得很慢，似乎很从容，他摸着新衣服上滑溜溜的扣子，费了老大劲儿才将它塞进很紧的扣眼里，然而，不知不觉中他扣错了两个纽扣。他索性把纽扣全部解开，敞着怀，像个机器人似的，迈着僵直的步子，走出房门，在汽车里坐了下来，说得更确切一点，是瘫倒在座椅上。

　　其实，张春桥并不是在中南海住所被捕，所以这一切“细致入微”的描写也就子虚乌有了。

　　作者又如此这般描述了拘捕江青的情形：

　　与此同时，人数最多的一个小分队由赵营长率领，正在执行预料中最为艰难的任务──逮捕江青。江青住宅，赵营长来过不止一次两次，都是为公事而来。他常沿着摆满花草的宽大走廊，一直走到楼上的小会议厅，一板一眼地检查这里的保卫工作。这里的整个环境从没让他看见过有什么令人不安的、感到危险的东西。但是，这一次他却感到在走廊里有一种特别令人不安的气氛，连走廊也变得陌生起来了。江青的住处平时戒备森严，赵营长首先同江青的内卫周金铭取得了联系，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决定。

　　“是！我坚决执行中央的命令！”周金铭没有显出一点迟疑。这位奉命保护江青的内卫，是个忠于职守的军人，正义和良心促使他服从了更神圣的命令。

　　他下令撤去住宅里外的警卫之后，带领赵营长进入前厅，转身进内室去叫江青。

　　不一会，江青怒气冲冲地出来了，一照面就埋怨：“什么了不起的事，非要我起来不可？”

　　赵营长一字一句地向她宣读了中央的逮捕令。

　　江青听了，怔了一会儿，又换了一副面孔。她又哭又闹，倒在法国式沙发上赖着不走：“这是阴谋，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对我下毒手呀……”这个三十年代上海滩上的二流演员，在扮演其人生的末场戏。然而，演戏也是需要观众，需要剧场效果的。江青见对方(包括她的内卫)都冷冷地站着，无人买账，又自觉没趣了。她擦擦眼睛，站起来整整衣服，把手背到身后，昂起下巴说：“告诉他们，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江青固然是在她的中南海住所被捕，但是前去拘捕的不是“赵营长”，江青也没有“又哭又闹”。

　　从法新社记者到美国作家，到中国作家，都如此这般细细编织了“历史的谎言”；当然也有客观的原因，那就是“毛的遗孀”究竟怎样被捕，中国政府一直未作正式的披露，于是，才会出现过这些绘声绘色的“传闻”。

　　文章摘自《邓小平改变中国》 江西人民出版社 作者：叶永烈